重建桐柏宫刍议

重修桐柏宫，仙观重现，道众再聚，香烛新焚，颂经绕梁者，是为形修。而追本求原，匡扶道义，使鸣钟通于心，天理透于国者，神修也。桐柏宫为南宗祖庭，非仙观恢弘，道众比肩而显，唯以张真人演创道义而立也。若登少林唯见拳脚而不闻有禅，赴国清可烛香火而无论宗理，其寺也存否？今重修仙观，以神形俱备为要。

本论

“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，不道早已”。虽农商日蒸，国势减强。然正教衰而邪教猖，国教萎而洋教兴；庶民神无所依，言无信行无规，重利轻义，心浮气躁；政行进退失椐，有为则僵，无为则乱；犹有列强虎视，以利诱人，妖言惑众。国若得富而失心，终将不国；民若求财而忘义，必沦禽兽。今可忧者有三。

人群相聚，则规矩生。车行右而船行左，实为向相而不触。言而信行中规，则他人以期其言行规范，可与之交也。昔民村居，无契而父债子还，何也？老死乡里者，欺邻实欺己也。今人朝聚而暮散，昨晤而今离，虽诈犹不获罪，虽怨亦无处寻，久之则恶生矣。或难曰：“杞人之忧！今法度社会，违者必当惩，岂有脱乎？”其言妄矣。法度虽严，格大罪而已。时世之斑驳繁杂，天网恢恢，依律获而例罪，然疏而不漏，仗言轼而心诛。若人人言行无规，交则疑生，防不胜防，稍有怨则避之若仇寇。人之相疑，离心离德，国安存？莫言吾法度初兴，虽美利坚之法度治国首善，章典充栋，其酋亦倡善事、兴教养，内以宗教归其心，外以爱国惑其神，终日呼吁，宁有怠乎！何也？礼乐法度虽有所长，亦难补心归自然之功也。是以心诛为本，法诛乃末。若言无信而行无规，心不定而神无所，吾国之现代化岂有望乎。

其二，王者无教民之术，国恒亡。初，儒道释乃吾国精神之本。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乃治国之伦理。宗祠在侧，科举在上，是为首。释家倡善而望成佛，道家炼丹而修神仙，其舍远隐深山，其理绝世脱俗，是为辅。三者皆求众人以修身养性为根本，善其身而诫其行，归其言而纳其神，道虽不同，然同为构架中华民族伦神之柱也。至西盛而东衰，世界纷纷遁现代化之途。若大中华，岂甘落后。吾党名以西学为帜，实以儒家为本。若非此，汝见万国有以修养善身为纲领，求其徒为百姓楷模之政党否？然儒教为精神法统，非一朝之规。数千年来，虽王朝更替，胡虏沐冠，儒家伦理则同为朝纲民纪之本，岂有政衰而儒废之例也？以表而论，自文革之乱，党纪松糜，西毒渐浸，使民心无所归，神无所依，由是乱生。以里而论，乃吾尚未求得现代国家精神构架之形也。现代社会，人群蚁居，比肩接踵，是以摩擦渐频。而百姓竞业寻机，居无定所，行无踪影，构架伦理言行规范之难，非渔桑散居可类也。西夷诸国王者精于理政而疏于教民，何也？其宗教附之。西夷诸教，入世积极，以人皆有原罪之说，视牧天下人为天主之羔羊为己任，与佛道之遁世之法大相径庭。彼国王者依法理政，红衣黑袍以神教民。人虽往来匆匆，然各归教堂。日有所罪己之瑕，或祷告于基督，或忏悔于神甫。闻一人为教友，姑妄信之，姑与交之。吾国儒教久居庙堂，君臣父子有进无退之规范，缺少现代人文关怀之新意，已难为时人接受。而黄衣青衫久遁深山。今道教衰微，佛教尚兴。虽高尚大德者多，然主持求处厅级虚名，僧徒觅香火钱小利，疏虞劝人行善而乐于为人祈福者，亦不少见。今信众虽亦烛之香之，祷之告之，然祈福避祸者多，罪己律心者少。佛道已失其劝人修心养性、去恶行善之原教旨，仅为众生乞福求卦之门。国人无国教寄其心神，自以洋教寄之。

其三，国教不兴，邪教自生。近二百年，西风劲吹，正邪移位。儒道佛几为邪魔外道。儒家伦理有实而无名，被讽为千年精神桎梏。道佛二教庙堂颓唐，徒众日减。道教尤甚，今举国仅八九千众，且被诬为以炼丹画符之术士。加之宋以降儒道佛未能与时具进，虽时世变迁而均无出大家演绎新理，致使邪魔讥其为可弃可唾之前世俗物。国教之理虽博大精深，然明之者日少。由是几妖人信手抽国教之皮毛，演义成旗幡，妖言惑众，竟得万千人膜拜，几成大祸。国教如不自立自强，重倡真言，典籍被弃之若敝屣，庙堂为游人小鼾之处，数十年可待矣。

天降张真人于斯时，图中兴道法也，虽远走他国而无可脱。先水没其观，再令之重建。重建桐柏宫者，中兴道教之喻也。然若仅浮仙观旧颜，乃众山中多一道观，游人多一去处耳。唯沐面革心，与时具进，是道经之所是，重现黄老真言以辅国教民，则为万民祀福之举矣。

是是

道教本义失之久矣。今问何为道士，多答曰，隐则远遁深山炼丹以修仙，显则出没市井画符以惑人之方家术士也。惟道教门派繁多，道藏驳杂晦涩，其“意远而难知，故达之者寡焉”。自唐以降，道教亦多以脱俗修仙为主旨，故有此论。然道教既为一宗教，无本体之论而仅以符（竹录）方术惑人，岂可兴盛数千年？今中兴道教，须先是道教之所是，还道家之原教旨。

道教之本立于先秦，兴盛于汉唐，终成于宋。其间道之势先强后弱，道之理波澜起伏。
老子立道教之本，发天道，创道家教义。道家虚五帝，以天道代之。道者，上帝行事之理也。老子曰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天自有赏善罚恶之能。《黄老帛书》曰天“有夺有予”，“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”，天亦有上帝之威也。

老子道论，亦为王者治世之理。五千真言，多为教王者为政之术。汉称道家为黄老，非黄帝与老子同道，盖黄帝为上帝，老子为天师，求构架政教一体之体制、学说也。道与儒之同者，均为政之道也。而司马迁所评儒道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术不同而已。道由天及人，发天道，明自然，求人明天理而世事不违天道。儒由人及天，建人伦，明教化，引导世人合于天理。殊途同归，均济世之策。道家崇无为而治，非全然无为，乃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施政者终须礼乐法度，黄老之黄，即礼乐也。唯道家喻治者需以清净无为为本，力使万物遂其本性，尽其天年，礼乐可少则少。自秦穆公至汉景帝，王者治国，多用黄老之术。武帝独尊儒术，汉末张角张鲁仍行黄老之理，聚道众身体力行黄老治世规范。数千年凡有帝问道，有道者咸以黄老真言讽喻之，而问之长生之术，则讷言之。言道教本义为修仙而非济世之术，谬矣！

今人以为炼药成仙之方术滥觞于道，亦谬矣。老庄真籍并无一言论及方术。自老庄至汉《太平经》，道教典籍均不涉炼丹药以升天之术。盖道教此间正值帝师，无暇问仙。方术乃先秦诸子百家之方家之技，与道家无碍。秦汉涉方术之事者多儒生。始皇缘何坑儒？方士卢生等诓称可献长生不死之药，不逮则亡，始皇怒查之，儒生有四百六十涉案，坑之咸阳。后武帝独尊儒术而好鬼神，宠信方士，致使“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”。此亦涉儒而不及道。《方术传》所举秦汉事占卜图符（竹录）之能者，亦多为儒生。言此既非侮儒亦非轻道，仅警儒者勿以怪力乱神诬道，道者亦明炼药修仙非道教原旨。

泛览世界，凡教者皆信仰上帝。华夏上帝为治者祖宗之神。秦以少昊为祖，祭白帝，少昊乃黄帝之子，由是祭黄帝。继补青、炎、黑，是为五帝。汉继秦。至今五帝仍为华人上帝。古之宗教为全民宗教，王即国之首巫，国体及教体，并无朋党之构。所谓宗教革命，即教首组朋党之举也。张角张鲁兴道教之际，亦夷教基督、伊斯兰创教之时也。然彼教盛极执政，而黄老之政终未立。若无曹刘之力，敢言必儒家独尊数千年乎！

儒教虽曾亦分天人，然久居于庙堂，贵王为天，疲于济世而忘其天真。其为政也僵，有进而无退；其为伦也悖，有上而无下；重人伦而轻自然，爱名节而弃本义。今之儒论，以王道为天道，唯余虚伪。而道家自魏晋始因世道与理念悖杵而深隐。忙炼丹而忘道，乐羽化而不彼，使天道虚空。若无唐宋间得大道者拨乱反正，道教宁余乎？
始乱道者，葛洪也。洪由儒而道。著《抱朴子内篇》曰：“今若按仙经，飞九丹，水金玉，则天下皆可令不死……黄老之德，固无量矣”“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，莫过乎长生之方也”。贬张角张鲁“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，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，遂以召集奸党，称合逆乱”，鄙先道诸经“率多教诫之言，不肯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”。黄老之道咸更为方家之术。由是铅汞符咒采阴补阳之技，尽入道家。上清、灵宝兴，老子之位退为次，老子之理更为长生方术。至潘师正，难《老子》不入“三洞”，故非真经。道教已无黄老立身之地。
重帧、吴筠师师正。李唐以老子为祖。睿宗问重帧治国之理，对曰：“国犹身也，老子曰：游心于澹，合气于漠，顺物自然而无私焉。……无为之旨，理国之道也”。玄宗问吴筠道，对曰：“道法之精，无如五千言。其诸枝词蔓说，徒费纸扎耳”。继问仙，筠曰：“此野人之事，当以岁月功行求之，非主人之所宜适意”。重帧，唐之得大道者。著《天隐子》《坐忘论》。其所述求仙之道，既无食丹之事，唯斋戒、安处、存想、坐忘、神解等术；亦无服气之法，求“安神净虑，不烦不扰”；前人所谓“飞升”，重帧易为神人“变质同神，炼形入微”，“隐则形同于神，显则神同于气”。重帧后，道家得道始重“收心”“泰定”之内心修养。

自秦至唐宋历千年，药石铅汞之下尸骨累累，人始悟铅丹之伪。宋得道者弃之而修“内丹”。内丹者，存于肾中之真气也。遂以五脏为鼎炉炼之。内丹之修炼，实同服气等炼气之术。然道教乃宗教而非医道，须有完整之心性学说。道教之心性自晋唐玄学初构，天台高道张伯端终建之。伯端之《悟真篇》名为丹书，却先难方家之外丹，继虚内丹之丹。求得“真铅”，又要“用了真铅也弃捐”。将炼丹术“遣之又遣”，显大道“玄之又玄”之象。皆言道家以坐化飞升为终极，然悟真者亦言：“项后有光犹是幻，云生足下未为仙”。其言扑朔迷离，不知言何为仙。真人终示曰：“见了真空空不空，圆明何处不圆通，根尘心法都无物，妙用方知与物同。”圆通无物，颠倒尽见，实为心性追求，悟道即得。欲得圆通之体，须明“心者，道之体也；道者心之用也。人能查心观性，则圆通之体自现，无为之用自成，不假施功，顿超彼岸”。明夫本心，体会至道，既为修炼之门，亦为修炼之终。伟哉张真人，终成道家真理。

竖观道家数千年，其势跌宕起伏，其理真谬互见，今若珠目混杂，真假不辩，焉得真道？且凡道均须与时俱进，以引今众得道。而易道之法，凡弃黄老之原旨者，皆生谬误。凡祖述黄老者，皆形真理。得道不难，惟以黄老原教旨理今之事也。